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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丕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法革命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公丕祥   发布日期: 2015-12-25 22:39   点击数: 662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治理变革的进程之中。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治理革命,极为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国际关系领域的基本规则形态,历史性地重构着全球治理体制。时下中国正在深入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际上与全球治理变革进程息息相关,反映了全球治理革命对当代中国国家发展及其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在当代中国,公法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国家治理现代化构成了中国公法发展的基本目标。作为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的法律机制的公法规范,必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相适应,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换,建构一个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基本取向的公法转型发展模式。在这里,拟应把公法制度体系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功能作用的发挥程度或实际效果,作为评价当代中国公法转型发展的基本尺度。

  其一,关注良法善治的新型公法理念的确立。善治前提和基础乃是具有良好的法律,只有良好的法律才能得到公民的自愿服从,才能取得公民对权威和秩序的信任和自觉体认。当代中国公法革命的深厚底蕴,就在于确证良法善治的价值意义,把实现良法善治与推动国家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地联结在一起,遂而使良法善治成为重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价值尺度。

  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生活形态,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艰难曲折的历程,构成了衡量良法善治状态的评价标准。因此,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必须始终高度关注和重视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亦应成为公法革命面临的一项重大议题。权利发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鲜明表征。当代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权利的时代。这意味着国家发展的历史性进步,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的运动趋向,也表明创新国家治理结构与体系的价值选择,从而对良法善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很显然,一个有效的权利保障体系有赖于体现现代化法治精神的公法制度重构,权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国家发展及其现代化所推动的公法革命。适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构架一个有助于实现良法善治的、有机协调的、合理性的现代权利体系,与公法的转型发展处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正是在这里,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公法革命的精髓所在。

  其二,政府治理革命的历史性展开。革新政府治理体制,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是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架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当代公法转型变革的内在动力。在当代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进程,有力推动着政府治理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政府治理革命不断向纵深推进,已经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政府治理方式与结构,政府治理领域愈益呈现出革命性的变化。这场政府治理革命的基本特点是还权力于市场,还权力于社会,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政府治理革命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体现了政府向市场放权这一改革取向的新的制度架构。与此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把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视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因之政府向社会放权的进程正在逐步展开。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设计了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制度方案,旨在确保把行政权力的运作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彰显权责法定的现代公法精神。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采取一揽子打包修改法律的方式,通过修改有关法律的决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为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法律支持,从而使当代中国政府治理革命建立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

  其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有机互动。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变革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变动的新趋向,乃是法治因素的日益增长,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之间构成一个法治发展的共同体。从本质意义上看,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彼此有机联系,法治政府构成法治国家的组成部分(甚至是至为关键的部分),而法治国家则内在地蕴涵着法治政府的全部内容。因此,研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归之于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关系。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当代中国公法革命的基本取向。一方面,法治国家是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法治国家的基本表征乃是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在这里,国家权力的设立与运作必须遵从法律设定的轨道,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每一个环节均需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政党、社会组织和公民亦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有序化的法治体系中,社会主体享有相应的自由与权力。另一方面,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的基础。国家和法律从来都是以社会为基础的。法治社会是一个信仰法治、依法治理的社会。它表明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宪法和法律、维护法治尊严和权威的良好氛围,法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健康运行的基本条件,并且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开展工作,社会成员逐渐养成自觉遵从法律的法治习惯,整个社会有机体自我调节、规范有序。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对加强宪法实施、完善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保证公正司法等等与建设法治国家密切相关的法治事业作出部署的同时,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大议题。因之,在当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有机互动,形成以法治为基础和条件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交互运动的崭新方向,从而有力推动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刻变革,为当代中国公法革命开拓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