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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发言:中国法治现代化暨中国法治实践学派2021年智库论坛
  来源: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作者:佚名   发布日期: 2021-10-29 09:00   点击数: 2366

10月23日,中国法治现代化暨中国法治实践学派2021年智库论坛、第三届“方德法治研究奖”颁奖典礼在南京顺利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百年进程”。

大会主题发言阶段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夏锦文教授和浙江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胡铭教授共同主持。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会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胡云腾教授,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刘华,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原法学院沈国明教授, 浙江省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金伯中研究员, 天津大学法学院张恒山教授,中国(武汉)社会治理与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汉明教授,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司法改革与现代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吴英姿教授作了主题发言。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葛洪义教授,《法学》编辑部主编、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胡玉鸿教授作为评议人作了评论发言。

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会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胡云腾教授的报告主题是“罪从无原则的立法嬗变与新时代的生动实践”。胡云腾教授认为,罪从无在法治上是从清末例进入中国,后来北洋政府和国民党都规定了罪从无原则,但没有落实。罪从无正式进入我国刑诉法是1996年,最初只适用一审和二审案件,新时代之前很少看到适用于再审案件。十八大以后,适用罪从无改判再审的已有一万多件,在再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百年来,罪从无进入我们的法律是非常缓慢艰难的,直到新时代才完整适用于诉讼程序全过程,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假学到真学、从立法到司法、从法院到检察机关、从一审二审到再审申诉五个跨越。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罪从无原则对司法公正人权保障产生了巨大影响。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刘华发言题目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刘华大检察官认为,检察制度在九十年发展完善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传承和改革中始终走符合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结合江苏检察实践,刘华大检察官探讨了最近正在探索实践的几项司法改革制度。其一,认罪认罚制度,实体从宽、程序从简,2019年一审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其二,公益诉讼制度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公共性理论,也是重要创新成果,是公益司法保护的中国方案;其三,企业合改革,预防企业违法犯罪是一项重要制度。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林教授进行了主题为“毛泽东思想革命法制理论的几个问题”的发言。李林教授提出:毛泽东思想革命法制理论提示了很多原创性革命性的重大法制观点,有四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关于革命和民主的问题。二是革命和政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组织和带领人民的革命党,也是领导党和执政党,现阶段革命和将来阶段革命,这两重任务都担负在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三是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是革命的首要标志。最后是革命和法制的问题,革命法制不仅孕育和诞生于人民革命,而且从属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教授发言题名为“从国体、政体到全面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逻辑” 朱景文教授强调,党成立100年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法治理论,其理论从抽象发展到具体,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确定国体和政体。第二阶段,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的具体化,也奠定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形成的思想基础。第三阶段,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方略。党的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第四阶段,全面依法治国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决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加强党的领导。

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发言题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国农民革命”。朱苏力教授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缘起,提出问题:为什么强调是工人阶级领导。朱苏力教授认为,这并不是因为工人阶级在当时最强大,而是富有卓识远见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中国必须要工业化。否则,现代制度无法建立。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这是因为大资本家作为西方的买办,民族资本家本身过于软弱,都无法担当大任。此外,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农民变成工人,因此集体化的尝试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识远见。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原法学院沈国明教授发言题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沈国明教授从学术史角度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的百年进程,从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法治道路的艰辛经历,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体系的时代抉择。沈国明教授认为,当前社会面对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法治改革道路面临困难,党和国家应当增强系统化的治理思想,重视“系统”方式,将其作为考虑问题的框架,以提高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能力。最后,马克思主义法学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对分析宏观大事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法学接受西方的工具和思想,以应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补齐法治在新兴领域和涉外领域的两块短板。

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金伯中教授发言题为“法治视野下的新时代‘枫桥经验’”。金伯中教授认为,枫桥经验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党建统领人民主体多元共治三治结合。金伯中教授提出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新时代枫桥经验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枫桥经验,赋予新使命,提出新要求。第二,新时代枫桥经验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经验,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和创造,是从人治到法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路径。第三,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中更有作为,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建设一体化推进。

 

天津大学法学院张恒山教授做有关“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主题发言。张恒山教授认为,党的十五大提出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而习近平总书记阐释的全面依法治国思想时,有个重要观念就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和德治给法学界提出了一个理论上需要深化的问题。其次,德治相关思考较少,尤其是德治具体的操作手段是什么,更值得加以思考。具体来说,工商部门、质监部门等要加大对企业负责人的道德教育,建立诚信检索平台。此外,也要加强基层政府对执法人员的道德教育,基层执法人员道德水准和执法水平在法治建设中至关重要。

 

中国(武汉)社会治理与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汉明教授作了题为“网络强国理论的总体性特征及其时代价值”的发言。徐汉明教授认为,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据文明时代,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提出了一系列挑战,网络强国战略应运而生。对此,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第一,网络强国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应对网络带来的风险的重大理论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最具原创性开拓性科学性的体系;第二,网络强国战略顺应了人类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趋势;第三,这一理论最鲜明的品质,集中表现在实践性、科学性和人民性三个方面;第四,这一理论体系是新中国七十年理论制度与实践的创新发展。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司法改革与现代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吴英姿教授发言题为“民事禁令程序构建原理”。吴英姿教授认为,禁令程序具有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属性,目的不在于解决纠纷,而是维持民事权利现状,避免发生无法弥补的损害。禁令程序与非讼程序存在本质区别。诉讼与非讼程序法理交错适用论因存在理论缺陷,无法为禁令程序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应当按照略式程序原理构建禁令程序规则。申请人启动禁令程序应当提供能够表面证据确凿、可以直接认定的证据。法院审理不能突破最低限度程序保障要求。禁令的法律效力是执行力和形式确定力,不具有既判力,适用“异议-撤销”简式救济途径。为保证禁令程序的可逆性,应当设置禁令保证金制度。

在其后的论坛评议环节中,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葛洪义教授,《法学》编辑部主编、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胡玉鸿教授分别针对主题发言进行了逐一评议,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